不过，这也表明，如果能够证明在权利禁止+道德禁止的情形中，权利的放弃仍有意义，那么权利的冗余论就会被克服。

2018年5月25日以后，这个工作小组由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替代。但毋庸置疑的是，数据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价值和流通性价值，很多学者都指出数据流通的重要意义。

[21]互操作性与兼容性的区别在于，互操作性要求在用户不知道或不太清楚功能单元性能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不同功能单元之间进行交流、运行程序或传输数据，而兼容性则要求不同的系统可以实现兼容。[42]这一规定表明，第29工作组其实意识到数据携带权可能给用户带来的数据泄露风险，只是第29工作组相信通过有关验证机制就可以确保用户身份的真实性。孤零零的用户头像与昵称，其实对双方企业都没有实质性意义。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确立的大量数据权利本身就是对传统数据权利的拓展，数据主体的权利这一章规定了一系列重要权利：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的访问权、更正权、擦除权(被遗忘权)、限制处理权、数据携带权、一般反对权和反对自动化决策的权利，这些数据权利很多都并不能被传统的数据权利囊括。[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表示，2020年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

总之，从竞争效应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数据携带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那么这种权利有可能在某些场景下促进市场良性竞争。当然，企业是否拥有对数据的财产性权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真正有效的压力不再单纯是至上而下的命令，譬如，在跨国公司宪法发展中，就主要不是依靠外部命令，而是各种非法律手段包括监督与交易、社会组织、工会、非营利机构、行业协会和公共舆论所形成的压力场{1}（P.111）。

这一神圣传统构成西方宪法的源头和基础：对于冲突、权威法律文献以及通过一般原则和概念对冲突的调和。宪法促成了社会系统运行过程的封闭化和自主化，从而形成控制论学家佛斯特（Heinz von Foerster）所说的双重封闭{1}（P.121）。其二，中世纪西方不以政治系统为中心，政教分立、社会分立是最大特点。因此，寻找集体行动者和理性主体的努力，将被社会系统的自主运作和自我反思的宪法化过程取代。

在社会宪法领域，尚缺乏民族国家宪法已经达到的组织化—自发领域的二元分化。宪法实现的对社会系统领域的分化，能够确保社会系统不被任何单一的中心支配与控制，从而赋予系统自主演化和反思的机会。

它不仅揭示了超国家宪法运行与演化的原理，也从宪法功能、宪法领域、宪法过程及宪法结构等层面，提供了一种符合当下实际与未来趋势的理论分析框架。换言之，在欧洲中世纪，各种片段化的社会宪法仍需从基督教神法和自然法那里获取终极正当性，这是任何中世纪权力无法随意支配的前提{3}（P.598）。毋庸讳言，强势权力特别是霸权国家对宪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无论是战后和平、主权、领土完整、非殖民化、贸易、废除奴隶贸易与海盗、种族平等，乃至整个国际法系统，情况都是如此{5}（P.192）。对此，系统论宪法学再次展现了理论威力。

正如系统论宪法学所揭示，各大社会功能系统（譬如经济、科学、法律、健康医疗、大众传媒），在今天都不存在统一集体行动者出场的可能性。因此，伯尔曼笔下的宗教神学以及由它奠定的西方法律传统—呼应哈贝马斯所说的不可随意支配环节—在晚近宪法中的对应物是什么？如果没有来自宗教、道德和文化传统的支撑，无法寻找到新的不可随意支配环节，社会宪法的发展又真正能走多远？在伯尔曼看来，中世纪西方法律的多元性与统一性是不可分割的两面，而社会宪法在多元性之外，又如何寻找其统一性的根基，而不是沦为纯粹的宪法碎片？对于伯尔曼来说，在中世纪宪法的多元性背后，始终有一个正义的化身在经管那个具有神圣秩序的宇宙，法律、正义和爱通过空间上复杂的辩证统一体和时间上的历史辩证法，使其能够将神法和自然法持续地注入教会法律制度和世俗法律制度之中{4}（P.239-240）。系统论宪法学深刻意识到，当代社会的宪法潜力已无法再由一个统一的理性主体或共同体来保证，社会分化为各种逻辑特殊的潜力、能量和权力，与此相对应的宪法化动力，不再是神秘主义的政治主体，而是真实的人的自我反思与社会系统的自我反思相互交织的社会过程，是切实的意识与沟通相互激荡带来的搏动（pulsating）过程{1}（P.74）。而这些特征都与基督教神学及其神授法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综上而言，宪法代码的基础性，带来不同社会系统与法律系统相互再进入的可能，从而在全社会创造出多重的想象空间和转译机制{1}（P.128-132）。哈贝马斯认为，系统论宪法学的理论创新并不新鲜。

尽管如此，众多经验证据表明，虽然缺乏政治-法律的宪法支撑，但这没有构成各大社会系统宪法化的障碍。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对宪法权利的理解更具有一种历史融贯和道德超越的视野。

在公共商谈、宗教文化、军事权力这三个维度，系统论宪法学也存在观察盲点，哈贝马斯与伯尔曼的洞见能够加强其批判的潜力。首先，宪法代码不同于法律代码，将宪法代码化约为法律代码，会造成对宪法代码特殊性的忽视。换言之，在超国家宪法权利的创生过程中，最大推动力不是超国家的立法权力，而是跨国体制内部演化出的各类具有普通法宪法特征的争端解决机制{1}（P.152）。其次，宪法代码同时牵涉社会系统的功能代码，宪法因此具有社会实质性，宪法结构内含了社会逻辑，具有现实的历史和社会指向。系统论宪法学对民族国家中心性的批判，实际也陷入了传统宪法将国家、个体和政治过于具象理解的误区。因而，中世纪西方在系统论宪法学视角下，也或可称之为宪法的碎片。

业已建立的制度，也往往由各种公开和隐秘的权力在维持{5}（P.192）。进入 余盛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系统论宪法学 社会系统论 超国家体制 民族国家宪法 。

各大社会系统已不局限于国家空间，但政治法律仍然主要在民族国家范围发挥效力{1}（P.51）。譬如，围绕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反思，实际就启动了世界经济宪法的自我反思与自我限制的功能化进程。

另一方面，确信最高政治权威的法律之外存在一个被称作神授法的法律体系{4}（P.52）。[6]有关哈贝马斯法政思想的中文研究，可参见高鸿钧：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5、6期。

（三）权利理论的突破 系统论宪法学对权利理论，也做出了重要的思想贡献。在现代宪法传统中，制宪权被具象地联系于具体的主体，并进一步通过政治神学掩盖了它作为沟通潜力的真实存在。经济、科学、卫生健康以及各种沟通媒介的全球自治，取得了宪法化的发展动力，国家与宪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未如传统宪法学假设的那样，成为世界社会宪法演化的根本障碍。法律和宪法绝不只是功能分化的社会系统，而是作为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最关键的传输纽带，乃是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交往循环转换器{3}（P.69）。

[3]参见余盛峰：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律革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概言之，系统论只见系统的树木，而未见生活世界的森林。

系统论宪法学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社会功能系统构成的平行空间，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社会首先是政治社会（societas civilis）{3}（P.369）。主权较量、军事安全、地缘政治和战争冲突在当代世界法律秩序构造中，仍然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

制度往往是由权力来建立和维持的{5}（P.190），事实上，在社会系统宪法发展中，各种权力都在持续争夺主导权，设计并支配特定的制度安排。这种跨国体制宪法，既支配正式组织、契约或者网络的内部关系，也支配存在于其相关环境部分的外部关系{1}（P.69）。

（二）宪法化的四项判准 系统论宪法学随之回答了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如果说，系统论宪法学准确把握了西方宪法演化的第一个特征，那么，它对西方宪法传统的第二个特征则没有充分重视。早在19世纪，黑格尔和马克思就探寻了宪法和法律背后的社会现实性环节{3}（P.70）。例如，新商人法（lex mercatoria）的宪法化就不需要集体行动者的出场{1}（P.79）。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法律与政治的高度复合性，早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就得到了体现，而未来在超国家宪法演化中，也需要继续复制政治—法律—公共性这一交往循环模式，政治权力仍是关键性的。摘要:  以卢曼、托伊布纳为代表的系统论宪法学的兴起，源于当代社会的功能分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民族国家与跨国社会系统之间的张力。

新自由主义不仅产生了特殊的政治规则，也同时产生了基本的宪法原则，从而建立了一个具有封闭自主性的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超国家宪法保障{1}（P.91）。在社会理论工具的帮助下，宪法被提升为一种更抽象的理论表述。

这与伯尔曼笔下的中世纪西方法律传统具有相似性。社会系统论对理性法规范维度的祛魅，实际也正是当代宪法危机的病症之一。